Telegram在韩国涉及的主播群组主要与重大犯罪事件相关，尤其以性剥削和非法内容传播为主，其运作模式及社会影响如下：

一、韩国Telegram犯罪群组的特征

1. 性剥削与未成年人侵害

  • 犯罪团伙（如“博士”赵某）通过Telegram设立分级付费聊天室，上传胁迫拍摄的未成年人性剥削视频，按等级收取20万至150万韩元（约1200至9000元人民币）的会员费用^^。

  • 犯罪模式：以高薪兼职诱骗女性获取隐私信息，威胁拍摄性剥削视频，受害者包括至少74名女性（含16名未成年少女）^^。

  • 会员规模：仅赵某运营的聊天室就有超1万付费会员，全案预估26万男性参与传播^^。

    • 2. 技术隐匿性与执法难点

  • Telegram的端对端加密、服务器海外设置及“阅后即焚”功能，导致警方取证困难，需跨国协调删除非法内容，响应延迟严重^^。

  • 部分高价群组转移至隐蔽性更强的平台（如Wickr），仅限认证会员进入，加剧调查难度^^。

    • 二、后续犯罪演变与司法应对

  • 深度伪造技术滥用：2024年韩国出现利用AI伪造名人内容的犯罪，高中生通过Telegram群组贩卖“深度伪造”视频牟利，受害者涉及师生群体^^。

  • 法律制裁与社会响应：

  • “N号房”主犯赵某终审获刑34年，共犯姜勋获刑15年^^；

  • 韩国民众发起超255万人的请愿，要求公开罪犯信息并立法加强监管^^；

  • 香港因类似“起底”问题考虑禁用Telegram，以遏制人肉搜索行为^^。

    • 三、香港示威活动中的群组应用（关联参考）

    Telegram在香港示威中被用于“去中心化”组织，包括：

  • 功能分化：设立“哨兵组”（通风报警）、“战术讨论组”（袭警策略）、“物资组”等专项群组，单群规模最高达30万人^^；

  • 动员效率：实时更新集会信息、口号提示及撤退路线，实现快速响应^^。

    • 综上，韩国Telegram主播群组的核心案例均涉及严重违法犯罪，其技术特性为非法活动提供隐蔽空间，引发跨国执法挑战与社会抗议。而香港案例则体现其作为动员工具的双面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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